2015年12月17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新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维持在0.25%至0.50%的区间。这是美联储2006年6月来的首次加息，也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式进入加息周期。加息周期通常意味着美元走强与全球流动性收紧。全球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悄然开幕。

正如电影《饥饿游戏》中所演的一样，美国作为国会区，将一堆其他各区的选手扔进战场，保证活下来一个。最终，一场厮杀不可避免。货币战争中，谁将成为下一个不幸者？

自宋鸿兵魔幻传奇小说《货币战争》一书热卖以来，货币战争一词成为时尚。为写作《新货币论》，本文作者曾经买过一套《货币战争》系列，可惜并没有耐得性子看得下去。粗略翻看下来，宋鸿兵在书中存在重要历史遗漏。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暗中发动鸦片战争，支持太平天国起义、操纵辛亥革命以及策划日本侵华战争，乃至挑起国共两党之争的众多涉及中国的历史竟然有意忽略，带有明显的白人视角和白人中心论的优越感（此段文字，读者但以一笑置之，不可当真）。

自宋鸿兵太原事件以来，金融专业人士对“货币战争”一词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本文作者再谈货币战争，简直是一种勇气。所幸，还有11月2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人民日报》撰写的署名文章指出要“有效应对极端情况下境外对我实施金融攻击或制裁”，聊以壮胆。

央行行长在此美元加息之际，公开身份正式明了提出金融攻击之语，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表示。当前中国的人民币货币，的确受到美元与欧元、日元、韩元、印度卢布等的前后夹击。这种夹击，根本不是一种阴谋论的东西。而是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之后，各国经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必然结果。以下详细论述之。

美元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货币，实际上是全球的基础货币。各国的货币，无论是如人民币之采取固定汇率制直接盯住美元还是日元等浮动汇率在形式上与美元脱钩，最终都不可避免受到美元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高官曾经公开宣称“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实在诚恳

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之后，获得了巨大利益。这其中最大的利益根本不是美元所征收的通货膨胀税，而是美国拥有最灵活自主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起、停、走、急，进退全由美国掌握。其他国家，无论大小，都被逼与美元保持共振模式。

自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疲软，需要休养生息。美元采取量化宽松等一系列货币宽松的政策，向全球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通过两种方式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一种是通过金融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国际套利资本基于美元走弱的预期，低息借得美元，投资于其他国家的各类资产。赚取资产利差与美元贬值的双重收益。一种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美元走弱后将有利于提振全球经济，能够释放其他国家货币宽松的空间。中国在2008年以来的美元宽松过程中，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保持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外汇储备为池子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其他国家大体类似。

自2015年以来，美国经济恢复元气，为维护美元的购买力以保障美元的信用，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以回收之前投放的过量流动性。同时，美元加息还能够吸引全球资本集聚美国。加息是一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下，各国的货币政策被逼跟随美国收紧。然而，我们注意到，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和美国保持同一个节奏，即在美国休养生息的时间内，利用获得喘息机会同样完成经济的调整。这个时候，其他货币开始掉队了，很多货币开始贬值。货币贬值，其实是货币发行国相对美国调整落后及整体实力不够所致。

那些经济调整不到位经济活力不够的国家，面临着两难。要么，与美国的同幅度甚至更大幅度的加息，以留住国际资本，防范资本外逃。这种情况下，之前形成的资产泡沫将不得不破灭，经济将会大幅调整，引发金融危机，同样还是会出现资本外逃。要么，汇率贬值，牺牲居民福利并且换取出口增长，将问题转移给本国的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下，贬值同样可能引起资本外逃以及通货膨胀。

至此，全球经济进入到“比惨阶段”和“抗打阶段”。各国货币，比的是谁最能抗打！

中国发展的形势也是两难。一方面，经济调整仍未完成，需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利于经济休养生息。此时，货币紧缩犹如病人头上加棒槌。另一方面，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与美元争夺全球资本与人才。在美元加息的情况下，也需要增加提高利率，以提高国际资本持有人民币的激励。这种两难形势的解决，唯有升值一条道路，而且只能是长时间的缓慢升值。

通过升值，人民币能够在利率低于美元利率的情况下，保持对美元资产的收益率优势。这样可以防范资本外逃，并且吸引国际资本与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所用。但是升值过快，则实体经济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短时间内承受过大的压力，迅速衰落导致经济危局。

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着与中国当前相似的情况，但是由于国际政治压力，被逼快速升值。一时间资本市场烈火烹油，一片繁荣。然而，短时间内利多出尽，出口部门难以一下子调整到位，最终后续乏力，陷于失去的20年。

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在国际市场未来的正面对手正是日本、以及欧洲、韩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面临着美元与日元、欧元、印度卢布等的前后夹击。人民币既要在保持低利率的形势下，通过相对美元的升值以吸引全球资本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又要防范人民币相对日元、欧元等下一阶段的竞争对手国家的货币的过快升值，以防范高端制造业的国际市场被日本、欧洲封杀。同时，现有低端产业，还需防范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与人口红利国家的汇率贬值的恶意竞争。此种情形，正是货币的世界大战。

在此世界大战过程中，需以孙子兵法为指导，“上者伐谋、其次伐交、再下伐战”。

以伐谋而言，中国未来需要人民币长期缓慢升值，以保证货币宽松和人民币国际化。

以伐交而言，货币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国未来的竞争，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需要从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方向来看，并且结合共同利益来考虑。

美国是以高端制造业和金融都见长的国家，既是敌人又是朋友。中国的货币需盯住美元，需要升值以与美国争夺全球资本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化很难同时伴随货币贬值，因为没有国家愿意持有贬值的货币）。英国金融业强于制造业，而金融业又与美国竞争，是中国的盟友。

日本、德国、韩国以高端制造见长的国家，很多产业正好与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后高度重合，更多的是竞争。因此中国的货币应该盯住日本、德国与韩国等高端制造，防范这些国家大幅贬值，扼杀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印度等国的产业当前与中国重合，但是只能当作朋友。中国不应当为了拯救低端制造业而贬值，落得与印度、越南为敌。如果为与印度争夺低端制造业而贬值，恐怕会导致和印度之间竞相的恶意贬值。如果人民币沦落为与印度货币之间的比惨，拼谁成本更低，中国未来肯定难以取胜，而且胜之不武。

战争形势非常复杂，几乎无解。因为当日元、欧元相对美元大幅贬值的时候，人民币不可能做到既相对于美元升值，又相对于日元、欧元贬值或者仅有小幅升值。经济上无解的难题只能通过政治与外交解决。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方面美国连年贸易赤字及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吸引的外部资本正好填补贸易赤字和国内的赤字，使得国内没有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同时，美国联合众多国家，强迫日元大幅快速升值，将最为致命的产业竞争对手封杀，为美国的高端制造业留出生存空间（否则，在美元升值而日元不升值的时候，日本将会把美国的汽车、电子产品等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吃得一点不剩）。这其中，里根总统领袖魅力以及美国外交的纵横捭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出领袖与政治的“扭曲经济现实”的能力。反观国内，经济问题全为经济学思维所主导，以“均衡”、“理论”为指导，以“正常”，“应该”为话语逻辑，无趣到底。

试想，按经济学规律，贸易赤字增大或净出口下滑时，顺其常规的经济规律，进行本币贬值有何难度？这是经济学本科生都能给出的解决答案，还需要经济学家和众多专家？里根政府能够在贸易赤字不断巨量累积而且没有外汇储备的情况下还能推动美元升值，逆转经济学规律，这才体现出能力和实力。正如战争，以多胜少、以强胜弱的正常结果有何意思。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往往是由以少胜多的战争决定的。

以伐战而言，中国当前必须当机立断，人民币到底是贬是升。人民币是贬是升，其实对于战争结果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为国际、国内资本提供明确的长期缓慢升值的预期与清晰的战略目标，将存量资本稳住不要外流同时吸引外部资本。否则，战争还未开启，粮草弹药（外汇储备）耗尽，则战争主动权将彻底丧失。拉丁美洲的资本外逃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早有前车之鉴。

战争能否取胜，还有最重要的因素，即已方的军纪与士气。观之国内众多企业，借助中国机遇发展壮大之后，却想“走向国际化”，实际上却是想带走胜利的筹码。如此不识大体，或致牢狱之灾仍未有醒悟，可叹可恨。此段感叹，正为当前某郭姓企业家前抓后放，先高谈国际化后放言扎根于中国之注解也。

《财富第三波》一书后记“吾辈若有幸，则中国经济雄风再展，成功迈向发达经济体；吾辈若不幸，则中国经济一蹶不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幸与不幸完全取决于中国人的意念与拼搏。一切唯心所造！”“资本市场在此混沌初开之时，股价涨跌纷乱，人心多空变幻，熙嘻攘嚷。吾恂恂而起，视经济数据，而吾国数万亿美元外汇尚存，则弛然而卧。”

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