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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宋光辉金融小品19|中国古代货币趣史

作者:宋光辉(微信号:qq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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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句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中国人耳熟能详。货币作为人造之物,本没有固定形态,所有能够发挥货币职能的物质,无论其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算得是货币。这种功能性的定义将货币与完全的客观事物区别开来。

譬如一块铁,无论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承认,不能改变铁作为铁的事实。货币则不同。货币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的意念与选择创造了货币。某种物体是否成为货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货币具有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当前互联网的时代,货币甚至可以以某种数字流的形式表现,来无踪,去无影。

本文总结归纳了中国自古以来被选做充当货币的各种事物,撰成历史,并加以发挥阐述,以作读者茶余饭后之谈资。本文史料内容基本来自于《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姚遂主编)。

先秦时代,自然的贝被首先作为货币,贝也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得最普遍和最为长久的原始货币。也正因为此,汉字中凡与钱财或是价值有关的字往往包含“贝”,如贮,如财,如宝(正体字),尤其以英文中男女之间爱称“baby”,译为汉语中的“宝贝”,可谓兼得音译与意译之妙。贝之所以被选作货币,即被选为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与贝本身的天然属性与获取难度不无关系。贝之所以为币,一方面在于产生于海外,内陆农耕文化地区难以获得,供给稀少保持了其币值稳定。另一方面贝由于其富有光泽与花纹,深受女人喜爱,是当时名贵的装饰品。另外贝天然便于计量,且坚固耐用,不易损耗。

然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贝之所以被选为货币,必然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在内。由于路径依赖,而使得其偶然性的作为货币的地位得以不断强化。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使得某种物体一旦被选为货币,则会形成纳什均衡,社会即使在有更好的天然属性适于充当货币的物体,也会因为群体的行为的协调难度,而无法从这种较劣的均衡状态迁移到另一更优的均衡状态。此一观点可以用来推断比特币难以成为货币的一个论据。

商代以后,逐渐有玉贝,青铜贝等具有贝的形状,但是材质不是天然贝的货币出现。西周除以贝为货币外,还有铜和黄金被用作货币。西周还出现原始的铲形铜铸币,后人称之为原始布。另外,粮食、布帛也具有货币性。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业已逐步发达,货币也逐渐增加。这个时期,铸币、称量货币、实物货币、贝币并行。铸币为主,称量实物为辅。各地的铜铸币在形制和币制单位上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有四种,即布币、刀币、圜钱和楚铜币。

战国时黄金作为货币,还不能够称得上完整的货币,只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整个中国的货币史而言,黄金从来没有被作为主要的货币。而白银作为货币也基本是要到明代以后了。所以马克思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语,至少在中国的金融史上,其准确性是值得推敲的。国内之前有宋鸿兵鼓吹黄金的再货币化,不知道其有没有研究过中国的货币史。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观点,必将被实践证明是荒唐之言。

在中国为什么黄金没有被选作货币?我觉得应该与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交易缺乏大额交易的社会环境有关。欧洲社会,小国林立,国际之间的大宗交易天然需要黄金这种单位价值高的物体。中外货币的选择之异,正说明了货币天然不是任何物体,或者说任何物体都具备货币性,时机具备,则化身为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形势、运气使然也。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标准化。于货币,则以秦“半两”圜钱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此时币分三等,黄金以镒计量,为上币。布为中币,以匹计量,以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为制。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

这种外圆内方的铜钱通行中国长达两千年,是中国最普遍的货币形式。孔方兄也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友好、最忠实的朋友。古有钱神论,颇传孔方兄之神。其文曰:“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损。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岂是之谓乎?”

秦半两推行之后,虽然规定重如其文,但是后面社会出现了很多大小轻重不一的铜钱,然而这些轻重不一的铜钱,其货币价值却相同。这已经表明,货币已经开始脱离其物质天然本性,更多是经由国家的法律等社会力量来赋予其价值。西方社会一直到金本位取消,其货币的价值还与黄金等币材的重量几乎一一对应,其原因,恐怕与西方社会存在多个国家,没有统一,政府力量难以覆盖全社会有关。

西汉纠秦法之暴,允许民间自行铸造货币,所以出现邓通富可敌国的故事。邓通作为汉文帝男宠,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依靠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此历史典故也正说明,从事金融行当,依附权贵,自古有之,岂胡雪岩之发明专利乎。

西汉中后期,主要通行五铢钱,也是方孔圆形,铸有五铢二字。五铢这个重量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铸钱的标准重量。王莽篡位后,进行多次货币改革,无非就是玩弄货币,以轻代重,往货币注水,目的只为敛财,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紊乱。东汉则主要流行五铢钱。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社会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货币体系也受到极大影响。此时金银已经淡出流通领域,主要执行价值贮藏功能,金属货币流通范围缩小。实物货币盛行,成为货币体系的高位货币,与铸币共同构成钱帛并行的货币体系。此时期的铸币主要是前代的旧钱,还有一部分是当期铸造的铜钱。

这一时期,谷帛等实物货币盛行,代替铸币发挥货币职能。从中国的货币史来看,每当币制混乱,铸币价值剧烈波动的时候,信誉低迷之时,谷帛的货币属性就会增强,而在币制统一,币值稳定的时候,谷帛的货币性就会减弱,直至消失。货币当局往货币注水,推动社会通货膨胀,然而货币大量宽松最后必然会带来货币的紧缩,真符合“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客观规律。大量增加货币的投放量,一旦出现恶性通胀,由于价格上涨,当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低于价格上涨的速度时,实际的货币数量(货币数量除以价格)则会出现下降。此时货币发行将陷入恶性循环,实际的货币数量出现下降,需要增加货币,而增加货币则会进一步导致价格的上涨。由于人们的预期变化,价格上涨的速度要高于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如此不断往复,直至正规货币崩溃,被完全舍弃,实物货币开始接管乱局。

中国数千年的货币发行历史无一不在提醒货币当局,要控制过量发行货币的冲动,否则一旦通胀预期实现,货币体系不死即伤,来不得半点侥幸。观之国内当前,很多市场参与者一味认定政府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必然会出动货币政策之手,发行货币救市,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须知大量发行货币的终点却是货币的极度收缩,这可不只是哲学上的思辨而已。恶性通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心怀侥幸者死于其下。

从中国历史上实物货币与正规货币的此消彼涨,我们也能看出美元(正规的国际货币)与黄金(实物的国际货币)的力量此消彼涨的形势来。大凡美元货币放水,货币政策丧失节操之时,黄金价格就上涨,其货币属性增强。反之则黄金价格下跌,货币属性减弱。也可以说,黄金的确存在复辟的可能,但那是在全球货币体系崩溃,分工合作体系彻底瓦解的形势下才会出现,而那种局面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物货币以谷帛为主,具体内容相当广泛,有谷、粟、绢、帛、布、缯、棉、马、牛、羊等。南北朝时,布帛是重要的支付手段。南朝主要用钱币,布帛次之。相比南朝,实物货币在北朝更为盛行。布帛作为重要的货币存在,一直到宋朝的白银货币化。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流通领域的金银数量大为减少,但是白银的货币属性却得到增强。在某此地区,如广州与交趾,作为海上贸易中心,金银作为国际购买支付手段,一直在这些地区充当着货币。

此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的金融机构,寺库,即寺院从事典当借贷业。如此说来,和尚是我们金融行业的祖师爷,我之前的《金刚经与货币政策》一文在不经意间向祖师爷们致敬了。

隋朝时期,谷帛仍然是重要的货币,其作为货币的地位与作用超过了铜钱。唐承隋制,钱帛仍然是主要的货币,黄金主要用于价值贮藏,白银则在唐末五代的地位不断上升。唐代前期,货币流通虽是钱帛兼行,但是主要的货币还是布帛。白居易的卖炭翁中的“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即是一例。学生时代,读到此句,由于不知货币历史,还以为卖炭翁是遭遇强买强卖了呢,想必有此误解的人,应不在少数吧。唐代后期,布帛的作用与影响逐渐缩小,铜钱的地位日益彰显,不断排斥布帛。

然而,铜钱由于其单位价值较小,所以更多用于小额交易,大宗交易和长途贩运中,则用绢帛。唐代铸币主要为开元通宝,此时铸币已取消金属重量的称呼,而称之为宝,此行径一直传至清代。唐朝规定10枚开元通宝重一两,所以后面人们把一两的十分之一的单位称之钱。国外英镑是钱以重量为单位称呼,中国则是重量以钱为单位称呼,两相对比,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唐代中期以来,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现钱荒。钱荒推动了两个事物的发展,一是飞钱、便换。二是白银的货币化。飞钱实际是一种汇票。即商人在京师出售货物后,不愿意麻烦携带铜钱回乡,而是将货款交给本道(本家乡的行政地)的进奏院,进奏院收钱给予其一张单据,商人凭此单据可回本道取钱。

宋代的钱币非常复杂,币材多,有铜钱、铁钱,还有纸钱。铜钱是宋代的法定通货,其价值在于它的含铜量,在某此地区由于铜材缺乏,则有铁钱出现 。白银也在这种情形下,开始了货币化的进程。宋代的白银有各种形式,铤、锭、饼、牌等等。

宋代在货币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出现了纸币,即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本由私户发行,代表了对实际货币的权利。然而,政府之手介入,发行由国家强制流通,不能兑换的信用货币。从中国之后的货币史来看,在信用货币的体系下,几乎没有货币发行当局能够抵挡住滥发货币的冲动,最终钱尽、政息、人亡。只是不知,这种政府倒台与货币滥发如影相随的格局,是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而把滥发货币当作救命的稻草呢,还是说政府的滥发货币使得其失去了民众的信用,导致气数已尽而消亡?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南宋后期,纸币会子不断通货膨胀,出现贬值,此时市场流通的铜钱也日益减少,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像。

宋代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政府也参与放高利贷。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是政府在全国强迫性的放债,王安石本意是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结果却因为没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而导致事与愿违,很多农户被逼着破产。联想到当前中国各界已普遍把融资成本这个原本的中介目标当作最终目标,当作金融经济界的尚方宝剑,试图以违背经济规律的强硬之手来降低本应该上升的融资成本,只怕也会重现事与愿违的现象。

元代推行以纸币为唯一法币的货币制度,同时社会有少数的贝币、铜钱、盐币。纸钞分为两类,一是丝钞,以丝为本位,二是宝钞,以银为位。钞本为可与金银互易的可兑换货币,起始发行时,遵守了严格的准备金制度,因此币值稳定,流通状况良好,深受百姓欢迎。后来发行量开始大增,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由于纸钞严重贬值,形同废纸,市面上出现了茶帖、面帖、竹牌、酒牌等代用币,充当流通手段。此史颇为有趣,这些代用币与当代出现的充值卡何其相似。笔者曾经断言,京东、阿里可以在其封闭体系发行以一篮子商品为准备的货币(M0),其原有历史先例在也。知史可以明智,信矣。

中国当前的货币发行,很大一部分可以视作地方政府以其土地为准备,借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体系,发行的土地券也。只是作为准备的土地是否仍然足额,是否仍然保持了其稳定的价值,这些与中国当前的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也,此等玄机,在我《新货币论》中详细论述。

明代的货币体系则经历了一个从铜钱到纸钞再到银、钱、钞并行,最后到银两制为主体的演化过程。最终货币白银化实现银两制,铜钱逐步让位于白银,成为白银的辅币。

初始,明代洪武年间,以铜钱为法币,但是由于铜材不足,所以印造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是一种没有发行准备,也不兑现的纸币。正因为此,货币发行难以抵挡无中生有的诱惑,仅仅20来年,货币贬值90%以上,此等手笔,不让后世分毫。最终,宝钞不宝,被市场摒弃。

明代的铜钱作为政府的主要货币是在宝钞基本退出流通领域之后。从万历到崇祯,铜钱铸造与日俱增,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以致钱价暴跌,恶性通货膨胀出现。

明代的白银的货币化起始于民间,到成化、弘治以后为官方认可 ,到嘉靖年间,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自此结束了自秦以来铜币占据法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

清代前期,闭关锁国。白银充当主要的货币。清朝前期是银两制度,即以金属币材银两的重量计值,没有一定的形式,重量及成分,在流通时,必须先验成色,秤定重量,确定价值才能发挥货币职能。由于银两制度存在着的标准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因此,出现银元制。但我国最早的银元,却不是由我国自行铸造的,而是外国对华贸易中流入的。银元具有便于携带,交易,有较高的标准化,不必比较鉴别,分量轻重的优点。

清朝前期,铜钱作为唯一的铸币,不允许民间私自铸造。后期则发行铜元,以弥补铜钱短缺。

标准化是货币化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无论是银元,还是铜元,或者铜钱,相对于原始的以重量计量的称量货币,能够大大降低使用者的核实价值的成本。联想到资产证券化中也用到的标准化的手段。这是否暗示着,证券化与货币化具有某种相同的本质呢?本文作者则干脆称证券为一种货币(M3),并认为证券化也是一种货币化,或者至少是货币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物体的货币化,也即经济主体赋予物体货币属性,使其能够发挥货币职能的过程,创造了价值。这种价值的创造,正是资产证券化的商业逻辑所在。此种观点,国内首倡,有兴趣者还请关注本文作者在结构化金融微信公众平台持续发表的系列文章。

清朝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军费紧张,发行过纸钞,但是在现实中流通得并不顺利,没有太多影响。在清末时,我国的新式银行和各地的官银钱局也发行钞票,但是流通范围有限。

清代以降,国门大开,中国的金融开始与西方主流世界接轨,整个货币历史已经摆脱了自发的形成,而开始受到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此后的货币史更是精彩纷呈。本文作者将继续与大家分享。

从历史中寻找理解货币的智慧。

    金融小品系列文章旨在将我所著《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超越金融的极限》、在著之《新货币论:现代金融启示录》与所译之“结构化金融与证券化从书”共10本书的内容,以及我个人在金融实践中的观察、思考、研究,以简短、生动的文体写出,共100篇,意在推广现代的金融理念及结构化金融。观点仅一家之言,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个人微信(qqsong),进一步交流学术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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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辉 宋光辉

宋光辉(微信号jobofsong):资产证券化与货币金融学专家。上海博人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北大光华新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平安证券资管部执行副总经理,从事结构化融资与资产证券化业务多年。著有《财富第三波》、《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新货币论》(2017年出版)。组织翻译“结构化金融与证券化译丛”共10本,全面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理念与技术。创建“结构化金融”微信公众平台(ID:jghjr2013)和“光辉财经评论”(ID:ghcjpl),发表原创文章上百篇。
《财富第三波》;通过梳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史,结合国学智慧与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从货币化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